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显著提升了其社会可见度，深刻改变了公众对数字传播智能化的认知与期待。在满足社会需求、提升传播效率的同时，我们亟须思考，如何有效引导社会认知、推动网络文明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以构建网络文明为导向，培养具备人工智能素养的人才，不仅是数智时代全民素养的核心要求，更是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系统自身的问题，构成用户媒介接触的偏向来源。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黑箱”特性，令虚假信息轻松成为其生产的依据。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是在海量网络内容训练的基础上，以信息整合过程的去中心化、去把关人为特征，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信源的质量参差不齐。经过人工智能加工的信息，其所过滤掉的信息会形成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情形。其次，人工智能目前只是对人的认知能力的高度模仿，很难形成与人一样的思维方式，会导致人们对知识代表性、知识表达和验证等问题的简化。更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被用来制造错误信息，成为操控社会舆论的工具。大模型生成造成了知识生产的机械化和简略化，人类的认知转向非人主体的“外包化”。这种将人类作为知识的生产主体移除的方法，造成了机器化的知识表达，降低了人类认知的多样性。最后，大数据的模型化是以美国等国际优势文化为依托，形成多种语言单一文化的传播形态。人工智能的初创国家是美国，这一技术性的框架均是按照美国的社会形态和价值偏向生成，使得美国能够在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从而增强其优势输出。人工智能的偏见，使得美国文化更容易向全球范围传播。以技术向善为目标，推进技术创新与人的发展相结合，不仅要求技术本身考虑社会主体的感受，更应发挥主体的能动性，推进社会主体认知能力的提升，以改善当前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带来的种种弊端。

　　网络文明建设与媒介能力是构建清朗网络空间的两个核心要素，二者相辅相成、融合发展，能够形成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素养。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素养，强调的是适配社会情境，立基于社会实践，作用于网络空间。也就是从中国社会出发、从用户的媒介行为现实出发，充分把握科学研究本土性问题。人工智能是根据用户数据进行的个性化画像，以满足目标对象需求为目的的生产活动。鉴于其可以与用户实现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生产活动的灵活性。与以往的“市场失灵”相比，这种市场的灵活性有目共睹。为此，从本质上讲，人工智能活动的两端应为信息传播负面性负责。人工智能自身应当是科技向善，用户应当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将人工智能视为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就应当在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保持把关人角色，生产高质量、优质的内容。

　　结合网络文明建设，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产和传播生态考虑在内，形成更具能动性的认知体系和规范，是人工智能素养的必然使命。为此，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素养，强调的是网络文明建设和网民素养的全面提升，强调的是用户在媒介传播全过程中的认知能力和使用水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中心任务因其用于支持大量认知活动而不同。它可以从开始创意到完成任务，实现“创造性”全过程生产。例如，对于一项任务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包含了从现象发现问题、构建想法、收集数据、写作和校对阅读。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素养包含三大部分。一是基本原则：人工智能不应偏离社会人的自身发展需要。人工智能要支持人们的生产生活，不以取代社会个体的生存为手段，从而为人工智能素养的技能性和认知性设定前提。人工智能素养的目标是减少用户对智能的依赖，维持社会对人工智能的必要性使用和个体的自主性使用。二是结构化知识：人工智能不仅应当声明其内容的来源和生成规则，而且应当让社会个体获取关于人工智能作为知识的价值及其隐患，这需要关于其如何生成的一般性知识。特别是，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知识所依赖的网络化知识进行批判认识，对其所获取的情境有明确认知。三是传播过程认知体系：算法技术层、可视文本层、文本话语层和批判反思层。算法技术是对机器学习的把握；可视文本是继承传统媒介素养的认知；文本话语旨在从真实和建构的角度分析当代传播潜藏的意识形态及其叙事风格、手段等，将中国式现代化等融入其中；批判反思层重在把握多样性和一致性，切实提高利己和利他行为的价值，营造清朗的网络交往空间。

　　建构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素养，旨在将社会情境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传播体系结合起来，形成在网络场域中社会个体与人工智能的良性交互，从而提升网络文明建设水平，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实现社会主义新时代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共赢的局面。网络文明作为新时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维度，其建设目标是为网络参与个体提供一个共同交往的空间，提升用户的网络使用行为，弘扬社会主流价值，增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而媒介能力则是指个体在数智时代所需具备的信息选择、理解、评估、创造等综合能力，是适应数字技术变革、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能力。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素养，将首先以提升青年媒介能力为依托，以社会个体媒介实践为基础，以政策指导为关键。青年网民多为互联网原住民和人工智能的主要使用者。提升他们的结构化知识，是对当前算法推荐、智能内容生成和信息茧房挑战的直接回应，有助于扩大社会认知面，抵御错误思想和价值观的渗透。同时，他们还能够实现有效反哺，通过其所在的原生家庭传播正确的媒介认知理念和提高媒介辨识水平，抑制“后真相”等虚假和错误信息的流播。具体到个体的媒介使用行为，则要从日常实践出发，而不是专门依赖媒介教育规范策略。理解媒介实践的转向，是对当前媒介使用总体文化的认知，从而在人工智能传播大环境中发现群体性认知结构，实现“人们能够从通过媒介做什么去思考人们使用媒介可能做什么”的媒介能力培养。全球联系总体性增强和局部地区联系的障碍增加，都是多样化社会现实的反映，提高网络文明的指导性水准，发挥主流媒体的高品质领地作用，以优质文化产品滋养网络空间，有助于最终实现“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的目标。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伊犁师范大学融媒体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