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逻辑的深层结构中，物从来不只是物，更是社会关系的伪装形式。马克思指出，商品交换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系，并将社会关系物化为物的关系，由此产生了所谓的拜物教现象。如今，随着数字技术渗透到社会运行的各个层面，数据开始慢慢取代商品成为新的普遍中介，算法和平台则构成新的秩序机制。在此转变中，物化逻辑并没有终结，而是以数据崇拜的面貌延续、加深了资本对人的统治。数据的中立幻象、算法的个性化叙事，再加上平台对行为的精准调控，本质上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新意识形态结构。面对新变化，亟须激活马克思批判理论在数字时代的解释力、介入力，揭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物化机制的新形式。

　　从商品物化到数据物化：重新定义价值形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经济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掩盖，实际上揭示了拜物教现象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价值从具体劳动中抽离并且以商品交换价值的形式独立存在，从而使社会关系被遮蔽在物的外壳之下。这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价值自我增殖机制对人的主体性与社会性的系统性压制。

　　进入数字时代，商品物化逻辑并未就此终结，而是在技术条件的支撑下实现了形态更新。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与价值核心，以其无实体性、实时性和可复制性构建起新的价值中介关系。数据不依附于有形的物质载体，而是以信息片段、算法模型与用户行为记录等非物质形式流通。“去物质化”不仅没有削弱物化机制，反而进一步增强了价值形态的抽象性与遮蔽性，让物化逻辑获得了更为隐蔽且普遍的存在方式。在此过程中，数据作为价值形态的一种特殊存在，呈现新的二重性：一方面，数据以中立、透明和可共享的姿态出现；另一方面，数据深深嵌入资本权力的收集、运算与控制逻辑之中，成为资本增殖的新场域。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的神秘性不在于其物质属性，而在于隐藏在其背后的社会劳动。同理，数据的神秘性也源于其对无数微观劳动与主体实践的抽取与遮蔽。从个体在平台上的行为轨迹到群体性的知识参与，都被转化为资本逻辑下可度量、可交易的数据资产。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曾言，物化不仅意味着物的统治，更意味着人对社会整体性认知能力的丧失。在数据资本主义逻辑下，个体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个被算法结构所组织的信息宇宙，其以精准推送、智能匹配、个性化推荐的形式构建起新的经验结构，进一步遮蔽了人们对社会关系、生产逻辑乃至自身社会位置的整体理解。人在不知不觉中消费数据，并且逐渐成为数据生产链条的一部分。日积月累，数据化的过程在“效率”“便利”“自由”等技术理性话语中被自然化与合理化。更为深刻的是，数据物化还重新定义了价值的衡量方式。在传统商品经济中，价值依赖于劳动时间的凝结；而在数据经济中，价值更多体现为注意力的捕获、行为的预测与模式的识别。人的日常行为成为资本的直接素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皆被纳入价值生产体系之中。这本质上标志着资本主义逻辑的一次深层转型：除了生产物质商品，更生产行为本身，资本的控制由此延伸至主体的生存方式与社会实践。

　　从商品物化到数据物化，不是一次单纯的媒介转换，而是资本主义对社会关系更深层次的重构过程。拜物教并不随着物质商品形态的退场而消亡，而是在数据制造的“透明性”幻觉中获得了新的延续。对此，马克思批判理论在数字时代的任务，正是在于重新识别物化现象的表现形式，进而揭示数据拜物教背后所掩盖的劳动关系、权力结构与社会异化过程。

　　从虚假意识到算法意识形态：深化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从未仅仅属于观念的领域，而是社会关系的“自然化表达”——一种将具体历史条件伪装为普遍真理的机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之所以成为主导思想，正是因为它在维系既有秩序的同时，也能让秩序看似无需维系。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点主要是在商品交换与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实现的，个体误将资本主义结构视为自然而然的社会形态，从而心甘情愿地参与其中。

　　然而，技术变革并没有终结意识形态的运作，反而为其注入了新的形式。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算法成为意识形态的运作接口。其将资本逻辑深植于日常经验之中，让意识形态不再依赖宏大的叙事或权威的灌输，而以“个性化推荐”“智能推送”的形式悄然展开。在此过程中，算法不强迫个体接受某种观念，而是塑造其所能感知的世界，预设其思考与行动的可能边界，因而意识形态不再高悬于上，而是潜伏于每一次滑动与点击之间。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曾经“召唤”个体促使其在无意识中承担起特定社会角色。今天，传统的召唤由算法悄然接手。算法对行为的持续记录与分析，将用户编码为一组数据向量，并据此反馈“符合其兴趣”的内容，在看似自我主导的选择中，个体实则被引入一套被平台建构的意义结构之中。其间，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不断的行为预测中被消解，主体的再生产由此转化为资本运行的组成环节。

　　更具隐蔽性的在于，算法制造了一种被自然化的现实幻觉。数据技术构建的“精准”“便捷”“高效”，本质上是资本对注意力、时间与行为的持续占有，却被包装为中立的优化方案。正如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所指出的，最大的问题并非谬误本身，而是将历史关系误认为自然法则。在如今的信息社会中，算法遮蔽的是判断力本身：它不阻止你思考，但早已决定了你思考的素材与方向。更甚者，算法意识形态具有自我复制的能力。行为数据不断反馈系统形成闭合的预测回路。个体越是顺从推送，系统就越能“理解”其偏好，从而进一步强化原有路径，最终形成认知封闭与行为锁定。所谓“自愿的被动”，正是个体在数字环境中自以为自由却难以摆脱的现实困境。

　　可以说，算法意识形态并非虚假意识的技术翻版，而是其在数据逻辑下的质变。对此，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必须重新从技术、制度与主观构造的交汇处发力，才足以揭示那看似自由选择背后所潜藏的统治逻辑。

　　从劳动异化到数据异化：重塑主体性批判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提及，资本主义劳动的本质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剥夺了人的主体性，同时扭曲了人的本质力量，让个体在生产中失去自我，最终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在当前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异化的过程没有减弱，而是以数据生产和数据提取的新形态得以加深。虽然个体在日常行为中不再以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身份参与生产，但是作为用户、消费者、参与者，早已在无意识中贡献着可被收集、运算和商品化的数据资源。点击、浏览、停留、情绪反应等微小动作，都会被算法捕捉并转化为价值增殖的源泉。劳动过程的异化也不再表现为工厂中体力劳动的剥夺，而是通过对注意力、情感和社交行为的全面动员实现新的支配。

　　数据异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模糊了劳动与非劳动、生产与消费的界限。个体的生活本身成为数据提取的对象，劳动不再局限于特定时间和空间，而是蔓延到休闲、娱乐、社交乃至情感表达之中。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力图打破一切空间、时间的限制以实现自我增殖。在数字时代，资本的无限扩张得到技术上的现实支撑。主体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都被动参与到数据价值链条中，劳动异化因此获得了更为隐蔽和彻底的表现形式。更为关键的是，数据异化除了剥夺个体对劳动成果的控制权，更剥夺了个体对自身存在形式的认知能力。主体被分解为无数数据点，被算法归类、预测和规训。在此过程中，个体的行动自由、意志形成乃至情感体验逐渐被纳入资本可编程、可操控的逻辑之中。异化从对物质生产的控制转向对主体生存状态的全面塑形，最终推动数字时代最深层次社会危机的形成。

　　从劳动异化到数据异化，本质上是资本在技术加持下对人类主体性掠夺的深化过程。面对数字时代新型异化现象，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任务绝不仅仅是揭示表象下的数据权力结构，更在于重新提出人的主体性解放问题。只有对数据逻辑进行批判性揭示，才能重建以社会性、历史性和实践性为基础的主体观，才能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挽救被异化的人的存在。

　　从商品拜物教到数据崇拜，资本逻辑在数字时代完成了新的遮蔽与统治。在数字时代，物化的面貌更新了，但人与人之间真实社会关系的异化却愈发加深了。算法在此期间塑造了世界的表象，在悄无声息中塑造了人的存在方式。面对新变化，马克思批判理论被赋予新的历史任务：揭示数据形式背后的社会性，抵抗资本逻辑对主体的全面占领，重申人的社会本质与实践自由。唯有如此，才能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表象迷雾中重新打开通向解放的道路。

　　（作者系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